男性主導的社會也許是現今常態——但這並非由生理所決定，而歷史也向我們展現了其他可能。
如果我們認命接受自己的命運源自先天性別，我們就會放棄理解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哲學家奎邁‧安東尼‧阿皮亞曾問，為什麼有些人認為，需要相信有更平等的過去，才能描繪更平等的未來？
我們許多人看到性別壓迫對社會的束縛，因而心中思忖，是否曾經在哪個時候，男性並不像現在擁這麼大的權力？當我們在古老歷史中尋找擁有權力的女性，當我們試著從遙遠的過去找出平等的先例，或許我們也透露出對另一種可能的渴望，只是我們擔心在這個世界裡根本沒有那樣的選擇。
父權制──賦予父親所有權力和權威──有時看來像是延伸到久遠以前的巨大陰謀。這個詞彙本身已變得驚人地龐大，涵蓋了全球婦女、女孩及非二元性別者所受傷害和不公對待的所有面向，從家庭暴力、強暴到性別薪資差距和道德雙重標準。它龐大的規模似乎超出了我們的掌控，但父權制實際上有多古老和普遍呢？
歷史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女性主義者一直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1973 年，社會學家史蒂芬．戈博格出版 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父權制的必然性」，暫譯），書中主張男女間根本的生理差異巨大，以至於在人類社會每次的更迭中，父權制總會勝出。大餅無論怎麼分，男性──在他看來天生更有力量、更具侵略性──最終都會分得比較大塊。
這個觀點的問題在於，男性主導並非普世皆然。世界各地有許多母系社會──依循母方組織而成，姓氏和財產是由母親傳給女兒。在某些地區，母系傳統據信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
數十年來， 西方學者提出多項理論以解釋這些母系社會為何存在。有些人主張，母系制度只存在於狩獵採集或單純的農耕群體，無法運行於大規模的社會。有些人說，當男性經常外出打仗，留女性在家做主時，這種制度最合適。還有一些人認為，一旦人們開始畜牧，母系制度就結束了，因為男性想掌控這些資源──將父權制與財產和土地連結。
然而，母系社會總被描述為特例，如華盛頓州立大學人類學家琳達．史東所形容：「承受特殊的壓力，脆弱且少見，甚至可能注定要滅絕。」在學術界，這個問題被稱為「母系之謎」，而父系制度則被認為不需要解釋，它就是這樣。
在我曾經待過的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奈爾人直到相當晚近仍擁有強大的母系家庭。他們由具有影響力的貴族統治，人們生活在大家庭中。
「奈爾女性終生擁有原生家庭的保障，而且她們不依賴丈夫。」歷史學家馬努．皮萊寫道：「在性權利方面，她們實際上與男性平等。」
喀拉拉的母系制度衰落的原因，無法用單一理論來解釋。轉變是緩慢漸進的。英國殖民者和基督教傳教士對於這裡的女性擁有的權力和自由感到震驚，他們推動了這項轉變，再加上 19 世紀隨著人們旅行的範圍擴大，社會規範也隨之變化。
母系制度的痕跡依然存在。比起印度其他地區，喀拉拉邦仍被認為在性別上更加平等。
2019 年，范登堡大學的研究人員試圖解答這個謎題，他們對不同的母系社會進行分析，看看其中是否有共通點。全球有 590 個社會是傳統父系社會，362 個雙系社會，意思是承認父母雙方的繼嗣，另外有 160 個社會被認定是母系社會。參與這項研究的生物學家妮可．克里恩札說，研究團隊檢驗了上述關於母系制度的主流理論──但沒有一個理論可以套用到所有案例。
克里恩札說， 有一個因素似乎確實會影響某個社會脫離母系制度，「當人們擁有財產，不是土地而是可移動、可傳承的財富，如果後代繼承了你所擁有的財產，他們可能會過得更好。」但即使是這一點也並非總是一致。每個社會都很複雜，難以簡化為單純的因素，無論是生理、環境抑或其他任何因素。
人類學家認為，若母權制指的是父權制的相反，那麼，由女性領導的母權制並不存在。英格蘭政治理論家羅伯特．菲爾默爵士在 1680 年的著作 Patriarcha（「父權制」，暫譯）中將父權制定義為父親對家庭以及國王對國家的自然統治。但在母系社會中，通常是男女共享權力。即使重大的權威掌握在兄弟叔伯手中，這種權威往往取決於形勢，或權力是分散而非絕對的。
如史東所述，母系社會的特徵是「男性和女性雙方的權威、權力和影響力都存在相當差異。」過往的差異比現在更多。史前時期的社會規範是不斷改變的。克里恩札解釋，從某個角度來看，可能是不穩定的狀態自行變化──例如，從母系轉變成父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可能解讀為從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變成另一種狀態。
在世界各地， 人們總是會推動社會結構的改變，讓受壓迫者能擁有更多自由或權利。「任何人只要有一絲機會，都會追求平等和公正。」政治理論家安．菲利普斯寫道：「整體來說，屈從對人類而言並非天生自然的事。」
社會學家戈博格的論點是，如果某種行為模式是普遍的，它大概就擁有生理上的基礎，而女性的政治權力這麼少，她們一定覺得自己天生處於從屬地位。但正如菲利普斯所解釋，沒有一個地方的女性會不經抗爭就服從男性。幾世紀以來，從美國到伊朗，女性一直在爭取更多權利和特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要問為什麼母系社會仍被視為特別不穩定。在全球，激烈的性別平等運動──有時會演變成暴力抗爭──說明了父權制也不像看起來那樣穩定。或許真正的母系之謎不是某些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為何存在，而是為何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有如此奇特的數量優勢。
「我認為對女性的壓迫是一種體制。」社會學家克莉絲汀．戴勒菲說：「現今存在的制度不能簡單地以『它過去就存在』來解釋⋯⋯即使這個過去不是太久以前。」
如果我們認命接受自己的命運源自先天性別，我們就會放棄理解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當我們以生理差異這麼簡單的說法來帶過父權制的問題時，就算證據顯示實情更加複雜和偶然，我們也就無法看見這個體制其實有多脆弱。我們不再追問不平等是怎麼來的，或者它是如何被重塑的。
在各種形式的人類壓迫中，最危險的一點是它使人們相信沒有其他選擇。我們在過去的種族、種姓和階級謬論中已看到這一點。任何關於男性主導理論的問題正在於，為何這種不平等的形式應被視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