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瑪、尊瑪：我和她們在喜馬拉雅山的夏天》，記錄安尼（女性出家人）如何在自然嚴峻的高原上生活，和她們的信仰與夢想；一種喜馬拉雅山特有的謙卑與堅忍，這是她和安尼們的生活日記。
藏傳佛教認為，度母是觀世音菩薩悲淚所化現的女性菩薩，其代表的精神是「精進勇猛又慈悲」。林麗芳很嚮往這樣的典範，她感嘆「現代社會競爭激烈，強者很難理解弱者，精進勇猛的同時又要慈悲其實滿衝突的。」在一次到印度菩提迦耶做大禮拜的時候，林麗芳認識了三位安尼。安尼們從遙遠的南印度來到菩提迦耶，她們總在凌晨三點半起床、每天做三千次大禮拜，到了晚上還要讀經，積極認真向學、待人溫暖誠摯。林麗芳在她們身上看見了嚮往已久的典範精神，心想「如果有機會，我想認識安尼」。這樣的想法成為她心中的一顆種子，在二○一四年底，透過友人的介紹與幫助，種子逐漸萌芽。
「我感覺喜馬拉雅山不斷地呼喚我，傾聽著內心的聲音，我下了決心，一個人背起攝影機，展開這趟旅行」，林麗芳踏上千山之巔、萬水之源的喜馬拉雅山，這裡有著危聳的皚皚雪峰、遼闊的高原牧地、壯麗的山川河流，以及虔誠的宗教情懷，被喻為是「離天最近的一方淨土」。電影如實呈現西藏的風光與人文，難以想像如此豐沛的攝影，全出自於林麗芳一人之手。
電影橫跨了三個地區，首先是拉達克的安尼協會─位於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荒山縱谷─林麗芳跟隨帕莫醫生一同工作。帕莫是拉達克第一位安尼藏醫，有感於家鄉有許多窮苦的病人、女人受教育機會少，致力於創辦診所與安尼協會，替人治癒心靈與身體，並且有系統地培育藏醫，讓年輕安尼能夠同時學習現代化教育與佛法。
隨後，林麗芳前往斯必提的楊金秋林寺院─海拔四千兩百七十公尺，一年約有八個月因大雪封山而無法通行─與安尼們共同生活一個月。從前安尼住在封閉的山洞裡，年長一輩感嘆過去沒有學習佛法的機會，現今在寺院環境改善與格西（佛學博士）的帶領下，能夠舉辦辯經交流法會，以辯論的方式來討論經典。
最後落腳於達蘭沙拉的卓瑪林寺院─海拔一千兩百五十公尺─這裡是培養女格西的重要搖籃，也是三者中最現代化的寺院。林麗芳採訪了德烈汪莫，她是藏傳佛教歷史上首屆的女格西。林麗芳認為，女格西制度能激勵安尼向學，為她們在修行的道路上樹立目標，也代表女性地位的提升。懷抱著信仰與夢想，三個寺院裡的安尼，生命各有姿態，也各自勇猛精進。
有別於過往創作，是在熟悉的佛堂及低海拔山區，喜馬拉雅山的生活對林麗芳來說，是心智與體力上前所未見的挑戰。海拔四千兩百公尺的高度連走路都變得困難，林麗芳經常在固定腳架後就無力移動，加上太陽反射強、難以看清楚螢幕，讓她拍攝過程中不時有鏡位少、畫面失焦的困擾。當地物質資源匱乏，每次吃飯就只有白飯、糌粑、奶茶，曾一個月只吃過三次青菜。在斯必提的生活尤其古樸，取水不易，不時斷電。若來不及將拍攝器材充電，需要搭乘一天只有一班的公車，到一個半小時車程的鎮上。
然而真正挑戰林麗芳的是孤寂與荒涼，當夜晚來臨，世界變得無聲無息，身受高山症所苦的她難以入眠，回想起來，林麗芳不禁說「其實我有好幾次都想跑掉」。正當她放棄、打算離開斯必提時，一場意外發生，高山積雪溶解導致路面坍方，她不得不留下。這成為一個轉捩點，她念頭一轉，心想「既然決定留下來了，我就要改變心態」，於是拋開原先的拍攝計畫，全心進入寺院與全體共同生活，順其自然、有什麼就拍什麼，便安然自在的待了下來。
也正是喜馬拉雅山的荒涼與孤寂，讓林麗芳心無旁鶩，隨時都能專注地投入創作，她說：「創作者常常覺得很孤獨，我體會到這種孤獨可能是一種命運，是必須的。」在這個人口密度跟氧氣一樣稀薄，每平方公里僅有兩人的嚴峻環境，人與人的關係更加緊密。即使林麗芳完全不會說藏語、拉達克語，也不擅長英語，仍舊與安尼相處和諧，人與人之間甚至有種敏銳的觀察力，能夠主動發現他人的需要，尚未開口求助，就有人主動前來幫助。這樣的經驗讓林麗芳認為「人和人的溝通，不是語言上的問題，而是你的心有沒有打開，只要有信任，有耐心願意溝通，一切就不是問題。」林麗芳感受到安尼有一種「把壞日子過成好日子」的本事，其中的道理在於「少是一種多」，即使物資匱乏，仍然活得富足。
歷經了這趟旅程，林麗芳學習安尼待人處事的珍重態度，回到台灣之後，她開始大掃除，盡量一天只安排一項工作，正因為少，所以能夠專心對待。問起對未來電影上院線有何期待，她坦然地說「這部影片是一個生命，我已經用我最大的力氣讓它成長，它現在可以獨立了，它就要走自己的路，我全然接受結果」，她專注於手邊工作，等到一切完成後，她將開啟一趟心的旅程，思考下一步的創作計畫。對於林麗芳而言，拍攝紀錄片更像是一趟壯遊，一個生命的學習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