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圖書館的創建與管理
左圖：民國三十年在重慶時，蔣復璁(中)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同仁合影(右一為曲萬里先生)
右圖：重慶兩浮支路的中央圖書館館廈，抗日戰爭中期以中英庚款建成
左圖：蔣中正為重慶興建的中央圖書館題款
右圖：民國二十二年，蔣復璁在南京成賢街創辦的中央圖書館
篳路藍縷，籌創中央圖書館
辦館的意義有三點：一為集藏全國文獻，二為購備各國重要典籍，三為建設全國示範的圖書館；且在北大恩師胡適的指點下，收集歷代「官書」建立檔案庫，又搜購秘笈孤本及珍稀的佛經、敦煌寫經，收藏居延漢簡三十枚、甲骨文若干片，使中央圖書館有了古代的文書古物，另外還附建一座印刷廠（在南京淪陷時遭日軍搶占破壞殆盡）。
中央圖書館籌創之初，教育部撥交遜清學、禮兩部圖書館檔案( 四萬六千餘冊) 及國學書局印刷設備，作為發展基礎。當時籌備處並無固定預算，人員經費均感不足，幸而北大老師朱家驊先生此時兼長教育、交通二部，暫由交通部按月輔助兩千元支應一切。直至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始核發正式預算，推展各項業務。在此艱困環境下，父親一本振興圖書館事業、傳揚中華文化之初衷，以自力更生之精神謀求發展。籌備期間，為奠定中央圖書館未來發展基礎，實施以下舉措：
出版品國際交換制度始於一八八六年，各國於比利時訂定的一項國際協定。內容為：各國約定於國家內設立交換中心，推動出版品國際交換事宜，以促進文化交流。民國十四年，該中心劃歸中央研究院辦理，更名為「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成立，由父親接洽，並獲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同意，交換處移由中央圖書館接管其業務。七十餘年以來，中央圖書館與一百三十餘個國家建立出版品交換關係，對等交換各國書刊，對於館藏之發展大有裨益。
二、修訂《出版法》，蒐集全國圖書文獻
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出版法》審查會，父親代表出席，力主在《出版法》中增列，若有圖書出版，須送繳中央圖書館一冊，俾國家圖書館得以完整典藏全國出版品，有益於文化之保存與傳承，該建議獲得各方支持並通過。《出版法》屢次修正呈繳制度，以配合國家圖書館之發展，亦作為編輯國家書目的依據，早在七十年前父親就已有此遠見，令人敬佩。
三、影印《四庫全書》，發揚中華文化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在清乾隆時編纂，始於一七七二年，經十年編成，共收錄古籍三千五百○四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四庫全書》的纂修，由乾隆帝欽定最信任的大臣紀曉嵐全權負責，始事於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至四十七年編校竣工。計收書三千四百六十萬種，凡七萬九千餘卷，裝為三萬六千餘冊，集我國古代著作於一編，實為空前之巨制，東亞學術文化之寶藏。其書先後抄善七部，分置南北各地。儲藏熱河行宮（今北戴河避暑山莊）曰文津閣，儲於故宮博物院者曰文淵閣，儲於圓明園者曰文源閣，儲於盛京瀋陽者曰文溯閣，合成北四閣；置於揚州者曰文匯閣，置於鎮江者曰
文宗閣，置於杭州者曰文瀾閣，號稱南三閣。其中之文匯、文宗二閣書，毀於洪楊之亂（太平天國），文瀾閣亦佚逾半，文源閣書則悉燼於英法聯軍入侵之役，僅完者，惟文淵、文溯、文津三閣而已。姑無論清高宗賜令纂修《四庫全書》之動機如何，四庫之內容實為中國文化精英集成，為學者所推崇。
民國二十二年，父親接掌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適文淵閣四庫全書移存上海，乃建議政府選擇其中珍本影印，以弘揚中華文化，並可利用版稅贈書和國外交換，充實館藏。本案經行政院通過，並延聘目錄學者襄助選目，由商務印書館進行攝印，共選印二百三十一種，計兩千冊，皆流傳稀少者，書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自民國八年以來，影印四庫之議，共有六次皆以卷帙浩繁、所費昂貴而未成事實，而在父親主持推動下，第七次得告實現。在臺灣，四庫珍本賡續印行，共出版十五集，得書一千八百七十二種，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二冊，已逾全書之半。民國五十四年，父親出掌故宮博物院，曾提報故宮常會，通過後，續交商務印書館影印藏文淵閣四庫全書，以竟全功。
四、集藏方志、官書
中國歷史悠久、國土廣大，各地區的地方誌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清朝即修過三次《大清一統志》。梁啟超先生特別重視，並稱頌近代的章學誠先生為地方誌的奠基者，故中央圖書館自建立時起，一直大力收集。目前兩岸圖書館皆有豐富的地方誌收藏，而外國也因欲瞭解中國等各種原因，在侵華的過程中曾廣為收集或派人前來大量收購。我國方志流散在世界各國的數量驚人，估計幾乎有一半流落於海外。此外，政府的出版品、各部的公報等稱「官書」，也是很有價值的文獻，故持之以恆地盡力收藏。